据此，邱满囤向法院起诉，要求五被告进行赔偿。

必须承认，详尽地去描述一个准X型法律概念难度很大，但通过努力可以不断地接近其本来面目。实际上，这并不是自力逃脱的行为。

有的学者将法律规范作为法律最基本的构成单位，而法律概念则是法律规范的要素，这以法理论上的规范主义为代表。关于法律拟制的是非功过，边沁的观点早为法学界所抛弃，这里姑且不论，而将准X型法律概念归属于法律拟制的论断，是经不起推敲的。例如，准法律行为，在效力未定行为场合相对人的催告，在债权让与情况下的让与通知，在买卖等情况下买受人的质量异议，等等。但是，为了使这个形式有可能处于光的沐浴之下，就必须有一个可见的形象，把它从深刻的不可见性中牵拉出来。概念法学热衷纸上谈兵，在法律文本、规范系统内部绕圈子，面对棘手法律矛盾，缺少解决问题的勇气和招法。

其按时报到者，在外时间予以计算刑期。个体之间的关联不仅是以纯粹的合意为基础，一个有机整体其内部也存在着强烈的相互依赖性，而整体本身也依靠于内部彼此间的互通。例如，有学者提出，应该在《刑法》中增设伪造文书罪和使用伪造的文书罪来保护文书制度(文书的公共信用)。

(75)感情所具有的主观性、模糊性与一般性等特征决定了其不能成为法益。对社会整体的高效运转具有重要价值的社会制度以及为人类基本的社会生活提供可能的生态环境才是集体法益的主要组成部分。(81)这是因为，有学者认为，一个人深夜在街上吹口哨不会造成利益侵害，但是，若每个人都吹起口哨来，口哨声就会变成无法忍受的噪音。(57)参见郭智安：《累积危险行为于构成要件上的意义》，台湾大学法律学院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36-137页。

因此，所谓的安全只是人们的法益被保护后所呈现出的状态。为了避免产生无法忍受的噪音，我们就应该制定规范来禁止深夜在街头吹口哨的行为。

(二)对集体法益的正向识别 既然像公共安全社会秩序之类的抽象事物被反向排除出了集体法益的范畴，那么，从正向来考察，我们应如何把握集体法益的涵摄范围？以集体法益的功能定位来指导对集体法益的具体界定，可能对此问题的解答有所助益。所以说，为了保护环境法益，我们不能等到危险累积到临界值时，才来启动刑法，我们需要提前禁止一个个有可能被普遍实施的对环境法益具有抽象危险的行为。(97)然而，这样的判断过程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以被公认为集体法益的环境法益为例，环境本身是一个有机运行的复杂系统，对于如何才能认定一个人的行为损害了环境法益之问题，每个人的看法可能都不相同。

对这些权利的侵害会导致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遭受损害。熊琦：《刑法教义学视阈内外的贿赂犯罪法益——基于中德比较研究与跨学科视角的综合分析》，《法学评论》2015年第6期，第132页。(85)根据目前被报道的顶替入学的案件情况来看，这些案件基本上集中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作为个人人格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社会性条件，那些对人类社会生活具有重要价值且对社会整体的高效运转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制度，以及为人类的基本生活提供可能的生态环境，都应当成为集体法益的主要组成部分。

魏昌东：《行刑鸿沟：实然、根据与坚守——兼及我国行政犯理论争议问题及其解决路径》，《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年第5期，第22页。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冒名顶替者才有操作空间。

(60)更加务实的做法可能是，我们在原则上相信行政机关或司法解释文件所提出的相应的入罪标准。因为如前所述，集体法益本就是人们的生活利益。

(79)有鉴于此，2020年10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生物安全法》。下文将以上述对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原理的阐释说明为依据，对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原理的实践问题展开具体分析。(23)这实际上与要根据被走私的对象来确定各种走私犯罪所指涉的法益的道理是一样的，走私犯罪所指涉的法益不仅仅是海关进出口管理制度。(56)根据累积危险行为和集体法益的这些特性，我们可以推算出，就对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而言，并不需要将所有的累积危险行为都纳入刑法的处罚范围，就足以保护集体法益本身。(18)参见周漾沂：《从实质法概念重新定义法益：以法主体性论述为基础》，《台大法学论丛》第41卷第3期(2012年)，第1041页。集体法益应当与个人利益相关联，但也不至于都需要被还原为具体的个人法益。

其二，合法的人工繁育产品满足大部分需求且需求不会增加。(66)参见刘艳红：《刑法的根基与信仰》，《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2期，第167-169页。

(80) 其次，累积危险行为的累积性要件要求累积效应必须具有真实性。(24)如果被非法经营的对象是与公众的人身安全相关的药品、汽油等，则非法经营行为可能会侵害公众的人身安全，这时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仍是个人法益。

然而，对集体法益作如此宽泛的延展是否合适？这不免令人质疑。另一方面，即使再发生类似案件，我们也可以通过已有的刑法规定和相应的行政法律规定对行为人进行处罚，对被害人进行救济。

(38)参见孙国祥：《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及其边界》，《法学研究》2018年第6期，第45页。第二个层次是社会中的一些具体制度，这是对制度的中观观察，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等。反之，若我们无法保证这一点，则很有可能造成司法异化的乱象。(106)在刑法对集体法益进行扩张保护的趋势兴起之前，法益论一直处于优势地位，但是，随着与集体法益有关的刑事立法大量出现，人们对法益论的信任开始动摇，人们产生了是否还能用法益论来解释新的立法、法益论是否还能发挥限定刑罚边界的功能等疑问。

(106)参见[德]京特·雅克布斯：《保护法益？——论刑法的合法性》，赵书鸿译，载赵秉志等主编：《当代德国刑事法研究》(2016年第1卷)，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页。(90)参见陈家林：《法益理论的问题与出路》，《法学》2019年第11期，第14页。

(26)参见陈志龙：《法益与刑事立法》，台湾大学丛书编辑委员会1997年版，第138-140页。不过，相关的司法解释文件对处罚范围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首先，刑法对法益的保护日益向对社会制度的保护拓展。多人在深夜的街头同时吹口哨，并发展成为噪声污染而需要法律介入，这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其中的许多案件，无论是从刑法学理论角度分析，还是从民众朴素的法感角度分析，都不应该被作为刑事犯罪来处理，或者说它们只是一般的行政违法案件。张胜全：《论我国走私罪名的立法缺陷与完善》，《上海海关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26-28页。由于0(前者)与40(后者)皆低于集体法益所能承受的累积危险量的临界值，所以在对集体法益的危害上，二者没有差别，或者说该差别还未大到需要刑法介入的程度。(62)参见黎宏：《预防刑法观的问题及其克服》，《南大法学》2020年第4期，第2页。

这样的界定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人类共同的经验认识。(59)参见徐凯：《抽象危险犯正当性问题研究——以德国法为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3页。

违反行政法律规定的情节只是判断行为是否会危及个人法益的参考依据，而不能将行政管理秩序作为法益或前置法益。然而，前者比后者多限制了一部分人的行动自由，后者显然比前者更加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求，也更加合乎比例原则的要求。

我们禁止单次的破坏环境行为，是因为其本身对环境法益具有抽象危险，当其被普遍实施时，极有可能就会导致集体法益丧失功能。(57)因此，虽然对于集体法益来说，累积危险量高的行为与累积危险量低的行为都是累积危险行为，但是，将一些累积危险量低的累积危险行为排除出刑法的规制范围，既是防止对集体法益过度保护的必然选择，也是保障个人权利的必然选择。